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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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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是关于1927年至1928年的“清党”中的初期事件。關於整個清党過程，可见中国国民党清党。
四一二事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内战和中国国民党清党的一部分

上海街头处决共产党人士
日期1927年4月12日
地点
 中國上海市
结果
参战方
國民黨清共派
上海工界聯合會
中華共進會
青帮		 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總工會
上海工农联合会
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
指挥官与领导者
蔣介石
白崇禧
周鳳歧
陈立夫
杨虎
杜月笙		 陈独秀
周恩来
顾顺章（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参战单位
国民革命军 工人纠察队
伤亡与损失
17人伤亡（4月13日），总数不详 数十人~数千人伤亡，各方说法不一

四一二事件（另称東南清黨[2]、四一二事变、四一二惨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屠杀[3]）是中国国民党清党第一期中的标志性事件[4]。

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收缴工人糾察隊大批武器。4月13日，工人纠察队与国民革命军发生流血冲突。随后，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部分国民党左派被大規模逮捕、处决，并取締蘇聯顧問[5][6][7]。

事件原因複雜，其中包括蔣和汪精衛爭奪領導權[8]，同時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間不斷滲透國民黨內部使部分右派黨員及將領不滿，並且中共方面於地方發起暴動、迫害資產階級並掠奪其擁有財產等[9]: 30–31 ，出現「有土皆豪，凡紳必劣」的路線。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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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都之爭

1926年9月2日，「程潛電蔣中正前二三日有敵軍一師到修水」，9月5日「蔣中正電張人傑譚延闓據李宗仁報稱夏威部占領鄂城縣城俘獲千餘官兵鄂東逆軍已清等」，9月7日「蔣中正電張人傑譚延闓報告克復漢陽及兩攻武昌未果情形及國軍已克鄂城且得兩漢武昌孤城實同甕中之鱉。」[10]同天中共湘區政治報告顯示「武漢軍事截至六日晚止，武昌、漢陽均尚未下。武昌被圍已六日，雙方死傷甚多，為東江之役所未曾有。吳佩孚死守武昌城，我軍因不便用大炮轟擊，所以不易就下。」[11]

9月20日《中央對於國民黨十月一日擴大會的意見》中認為十月一日「召集中委及各地省部聯席會議的決議」「日期非常迫促」「遠地代表通知且來不及，遑言赴會。」故中共對遷都至武漢的看法是「反對國民政府遷移武漢」。故「表面上我們可以說國民政府不能放在前線上；若武昌修水戰事未了我們更可說：“此問題須待軍事結束後才能討論。”」文件更表明中共實際上早就有所防範蔣介石，「若把三月二十日真象說明，則蔣完全是反叛，現時尚不宜如此盡情揭露」[12]同天中央局的報告稱「蔣的計劃，因見唐生智等部勢力之強大，已非他自己所能節制，想提高黨的威權，且想把國民政府遷到武漢，一面借此以範圍唐等，一面杜絕汪精衛回廣州取得國民政府領袖地位。」[13]

1926年10月1日的各地省部聯席會議被延到10月15日招開，10月28日，會議落幕「現在國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鞏固各省革命勢力之基礎，而此種最重要工作以首先由廣東省實施爲最適宜，故國民政府仍暫設於廣州。」[14]羅亦農對國民黨中央及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之經過的報告稱「聯席會議當日議決暫不遷動。現在雖因九江、武穴相繼攻下，軍事上發展得非常迅速，有主張遷往武昌之說，但彼時大家的意思以為遷往武漢，不啻給奉張以一大攻擊的目標。」[15]

1926年11月6日，「現時南潯鐵路，除牛行附近尚為敵利用堅固工事，與我第三軍相持激戰外，餘均為我佔領。南昌城內之敵人，已處於孤立無援之勢，三日內，贛局當可奠定也。」[16]「國民政府仍偏處珠江流域的廣州，對未來戰事的指揮有鞭長莫及之嫌。」[17]「我軍肅清鄂贛之敵後，廣州國民政府便決定北遷，以配合北向進展的軍事」[18]故11月16日，「鮑羅廷與宋慶齡等第一批黨政要員從廣州北上，到達韶關后因鐵路尚未修通，便繞道贛州由水路北上。」[17]11月19日蔣中正電張人傑譚延闓「中央與政府不速遷武昌政治黨務不能發展。」[19]同日蔣介石日記記載「召集總部人員訓誡晚宴客與郭沫若副主任談話總政治部或總部應增設經濟科以調查佔領區域一切經濟狀況」[20]三日後張人傑回電「中央黨部與政府決於一星期內遷武漢。」[19]。

12月2日，中央委員抵達南昌，「起床入浴批閱後即搭船溯章江迎中央各委員」[20]，「鮑羅廷在南昌與蔣介石見面，對遷都武漢有共識。」[17]同天白崇禧朱培德電蔣中正稱「政府不宜遷武昌過早」[19]。12月5日蔣中正電「請暫緩出發武昌」，隔日電朱培德白崇禧稱「政府遷鄂有益無損」。

12月4日中央致粵區信稱「鮑羅庭對於前方後方的實際情形都沒有看清楚。」

「鮑羅廷提議在武漢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此一提議得到蔣介石同意。」[17]可是「總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擬定東征計劃，蔣總司令急於打下江浙。」[18]「我們此後工作，在於籌劃如何略取南京上海。」[21]故蔣介石於隔年「1月3日主持召開政治會議，通過“中央黨部與政府暫駐南昌”的決議。蔣從提議遷都武漢轉而要求暫駐南昌。」[17]將問題暫時擱置，並且在「潯、漢對立的情形逐日惡化之際，我們東征軍的部署也逐漸就緒，計劃迅速肅清長江下游之敵，然後揮軍北上，統一全國。」[18]

1927年1月8號的中央政治報告指出「事實上我們不能不贊成此（武漢）政府，蔣介石暫時亦不反對此政府。」[22]


迎汪分歧

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只承認汪、蔣合作的政府，不承認張（靜江）能代表蔣。」因為「蔣則有時左傾」，中共希望聯席會議的結果是「汪可回來任黨及政府工作。」「黨及政府領袖固應該是汪，軍事領袖固應該是蔣，然軍事與黨及政府不能絕對分離。」「又當勸蔣，軍事與黨政不能分離。軍事上當容納汪之意見，同時蔣亦必須加入黨及政府組織。」「在黨及政府組織均須拉住蔣加入。」[23]

共產黨試圖控制國民黨

11月30日，史達林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分委會演講，「現在各式各樣的和國民黨沒有絲毫共通之點的軍閥們，都去趨附廣東軍，把廣東軍作為摧毀中國人民之敵的一種力量而去趨附，趨附到廣東軍裏去，也就把腐化帶進軍隊。要使這種 『同盟軍』中立化或是把他們變成真正的國民黨人，只有用加强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對他們組織革命監督的方法。不這樣做，軍隊會陷於最悲慘的地位。」「現在軍事在中國是中國革命極重要的因素。中國的革命者，也就是說，連共產黨人在內，為了逐漸向前推進，並且在革命軍隊中佔據這個或是那個領導職位，必須研究軍事。中國的革命軍隊能循着正確的道路前進，一直走向目的，其保證便在於此。不這樣做，軍隊中的動搖和猶豫便會是不可避免的。」[24]

中共總結聯席會議對左派的意見總結報告稱「對於准左派，我們應在表面上尊重他的獨立地位。因為準左派要求這種地位，不願居於C．P．附庸地位。但實際上我們要取得領導他們的地位。」[25]

1926年12月中央政治局與國際代表吳延康同志鮑羅廷同志聯席會議通過政治問題決議案，「我們同志的觀點之錯誤及其危險！他們以為我們黨之獨立，即是組織工農小有產階級群眾，在我們直接領導之下，和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對抗！」[26]該決議案證實了確有「寄生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蒙著國民黨的招牌，借著國民革命軍之掩護，處處擴張他們的勢力，運用他們的陰謀，實行他們的破壞的恐怖政治。」[27]

東征

3月1日何應欽下令「東路主力在宜興鎮江與溧陽句容兩路前進，第二軍由高淳、南京之線前進，未與江右切實聯絡時，仍歸東路軍指揮。」[28]1927年3月6日蔣（可能）命駐贛州新編第一師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29]。 3月17日，劉少奇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論陳贊賢同志在贛被害事》，將他調查的結果公布，「 陳同志工作是很努力的，到江西沒有數月，就組織了數萬工人，又被選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我們都以為在蔣總司令坐鎮的江西，得到政治上相當扶助，陳同志將來正是未可限量的。但現在竟以被秘密槍斃聞！ 」，該文並未將蔣介石視為兇手，反到是強調「蔣總司令如果沒有改變他前此擁護工農擁護民眾利益的主張，斷不能縱容一班反動派如此凶橫殘殺工人領袖。」並「應該採取斷然的手段，槍斃兇手，肅清一切反動派，保護真正工人的工會，並從優撫卹死者。」[30]

衝突升級

3月21日，上海總工會發動第三次工人暴動，組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陳立夫在回憶錄稱「唯一可做的就是打鬥,因爲一打了起來，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邊的人就會分出鴻溝來，這個辦法我們在安慶已經試用過。」[31]3月26日蔣到達上海，工人糾察隊在閘北槍決擁蔣派。[32]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吳稚暉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同天，李宗仁抵達上海「 發現上海情形極為嚴重，全市群眾運動悉為共產黨所操縱。工會擁有武裝糾察隊千餘人，終日遊行示威，全市騷然，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 共產黨正在暗中積極活動，顯然有一舉取國民黨而代之的野心。此種發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設想。」[18]

4月1日，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經蘇聯抵達上海，宋子文前往吴淞口迎接。期间，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共产党已预备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图指使工人在租界发起暴动，以引起国民党的外交纠纷”。[33]「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周恩來、汪壽華等均在上海頻繁活動。上海工會氣焰熏天，已完全脫離了國民黨的掌握。」[18]

4月2日，朱德在南昌發動政變，清除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蔣系勢力[34][35]；国民党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在上海举行會議，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吳稚暉呈文控告中國共產黨企圖奪取革命政權，且譴責鮑羅廷，陰謀使中國變成蘇聯殖民地[36]。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首先發言贊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制定首批通缉名单197人。[37]

4月3日至4月5日，汪精卫與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吳敬恆、李石曾、蔡元培等10餘人，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討論蔣提議：趕走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分共。汪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会上众人与汪辩论激烈，吴稚晖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33]「 是時為武漢中央派來接收東南財政的大員宋子文沉默不發一言，其他與會人士則與汪氏激烈辯論。辯論至最高潮時，吳敬恆十分激動，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變態度，並留滬領導。會場空氣，至為激蕩。吳氏下跪，汪則逃避，退上樓梯，口中連說：『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18]汪精卫又与陈独秀会晤，于4月5日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强调国共团结。国民党领导再次开会，汪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偷偷将汪送到「江丸号」轮船上，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悄然赶赴武汉。

蔣中正「只是一意傾聽我和白崇禧的策劃。」[18]可能是 「試探我李、白二人對武漢和清黨的態度。」[18]因為「 他自己也已在部署清黨，並已急電黃紹竑、李濟深二人速來上海，共籌對策。」[18]隨後軍隊進行調度，「蔣總司今因瞭解上海之情形，問我實行清黨需要多少軍隊，我說”只要調出薛岳之第一師，留下劉峙之第二師及周鳳歧之二十六軍便夠了。”」[21]「 薛岳因第一師中共黨分子太多，被總司令免職回到廣東，第一師被調至鎮江。」[18]但是「 共黨得知第一師將被調離上海，發動各界代表至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挽留第一師，拒絕第二師。」故白崇禧親自去反駁稱「 國民革命軍原是不分彼此的，無論第一師或二師駐防上海都是一樣的。」[21]

維基文庫中与此條目相關的原始文獻：

4月9日，蔣命令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由白崇禧、周鳳歧分任正副司令，並頒發「戰時戒嚴條例」12條。同日，鄧澤如、蔡元培、吳稚暉、黃紹竑、張靜江、陳果夫等發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護黨救國之通電》（即「青電」），指責武漢國民政府「容共」。4月11日，蔣密令「已光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党」。根據陳立夫說法，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和青幫正式訂下合作計劃，但是「策劃、執行清黨的一個主要人物是楊虎；他是青幫領袖」。楊虎「把我們的建議傳遞給杜月笙⋯⋯青幫就採取行動」[38]: 43 。 「上海民眾組織中對清黨最有貢獻的首推共進會，這會的領導人是青幫的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楊虎等人。 」[31]陳立夫在自己的回憶錄《成敗之鑒》中有詳細的解釋，「共產黨在安慶處處欺壓我們的同志，因此不少人跑到艦上來見楊虎，因為楊虎是安徽省的老黨員。」說明國民黨與青幫關係匪淺，但亦也提及「汪壽華已經加入了青幫。」根據白崇禧回憶錄的說法「在開始行動前，我知道商務印書館工友中有不少系地方幫會分子，所以我派員與上海幫會首領杜月笙、黃金榮等密商，借得工會之符號衣服，分給採取行動之人員。」[21]

另一個造成緊張的要因，是鮑羅廷曾秘密策動郭松齡將軍反對張作霖。蔣張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為代表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因此「南京事件」後不到兩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張作霖在北京軍警搜查了苏俄大使馆、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藏身其內多時的58名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查獲並向外界公開了蘇聯和共產國際欲赤化中國之千餘文件[39]，包括共產國際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詳載蘇聯涉入中共之地下滲透活動，「及近來之街頭群眾運動的狀況」[38]: 42 ，其中有一份蘇聯共產黨給當時革命政府顧問鮑羅廷的電報，指示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蘇聯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牽制帝國主義國家，使他們不能從東方攻打蘇聯[40]: 65 。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認為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工具。

1927年4月1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關於上海工作的決議「蔣介石的反動將領白崇禧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從一開始就出賣了群眾。當時，蔣介石及其將領採取了破壞革命群眾運動的措施。」「我們在軍隊中進行鼓動的目的是要使真正的國民黨隊伍從蔣介石將領的軍隊中分化出來。必須使他們看清：蔣介石已經背叛了國民黨，他本人已經變成一個反動軍閥。關於侵吞軍費的事實，我們在軍隊中進行鼓動時要加以利用。」[41]

四一二事件中，军警在上海捕杀共产党人。

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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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凌晨1時到5時，清共派领导的中華共進會和上海工界聯合會成員向上海總工會糾察隊駐地閘北、南市、浦東、吳淞等處，發起攻擊。「四月十二日拂曉，先肅清商務印書館的工廠。」[21]之後，蔣下令淞滬戒嚴司令部所屬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以「工人內訌」为理由，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沒收三千支步槍。」[38]: 43 上海總工會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決定4月13日上午10時舉行總同盟罷工。「我派員與上海幫會首領杜月笙、黃金榮等密商，借得工會之符號衣服，分給採取行動之人員，化裝成工人混入工廠，以策應外面包圍之部隊。」[21]

清黨主力淞滬衛戍司令白崇禧

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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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纠察队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會後工人遊行並與軍方爆發衝突。

關於4月13日当天衝突的詳情，各方来源差异很大。

1927年4月14日的《申報》称：

南市工人約五六千人，於昨日午後，在公共體育場集會後，即整隊遊行，經過南車站前，被車站四周之革軍發槍射擊，當時立斃十餘人，傷數十人云。

1927年4月14日的《國文週報》稱：

閘北工人二千余結隊遊行，軍隊制止不服，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沖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余，工人均扯蘇俄紅色國旗，糾察隊被捕者百餘人，中有六十余系舊魯軍兵士，因抄出舊符號⋯⋯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傭受迫攻軍，並非本意，與逃入民居者語全同。

1927年4月18日的《時事新報》称：

聯合社云，本月十二日糾察隊繳械，十三日寶山路發生兵工衝突，外間有謂死傷數百人者，殊屬駭人聽聞。茲經確實調查，計閘北浦東兩處，共死兵士十二名，工人三十名，受傷兵士五名，工人及民眾五十六名。總計死亡四十二名，受傷六十一名，死傷併計一百另三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稱：[5]

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泸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官方澎湃号等来源称：[42][42]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等20万人举行罢工。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10萬人參加的工人群衆大會，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均被殺死。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处决“赤党”影像

4月14日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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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李濟深主持廣州陸海空將領開會議決定「清共」。4月15日，广州四一五事件发生，廣州全城搜捕，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廈門、福州、寧波、南京、杭州、長沙（馬日事變）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支持者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

上海清党时期被枭首示众的疑似共产党员，当时“一条街上悬挂着30个这样的头颅”。由亨克·阿尔塞姆拍摄

4月17日，蒋与一批中國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中國共产党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亲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43]。4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下令：「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着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軍及總預備隊，着均歸軍事委員會直轄。」[33]: 2688–2689 。4月18日，蒋等发表告民众书，宣佈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和武漢國民政府对立，是为“寧漢分裂”。[1]: 13 

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44]: 65 。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認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4月21日，軍事委員會自廣東遷南京辦公，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1]: 13 。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43]中國共產黨也進行清黨，大量处决敌人。[45]

4月28日，張作霖在北京把20名逮到的中國共產黨員，因有事实证据联合苏联密谋顛覆中國政府，執行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釗」[38]: 42 。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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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事件使國共反目，兩黨結下血海深仇。據當時《中國周報》記者埃德加·斯诺估計，被殺害的左派人士在5,000人以上[46]: 101 。1928年6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称：自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至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约31万至34万人。[47]与此同时，国民党认为该数据被严重夸大，而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发言：“我们几时杀过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凭空造谣⋯⋯。”上海流氓勢力反共清黨有功，後來杜月笙成為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46]: 103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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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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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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